上海西商众业公所（Shanghai Stock Exchange）是帝国主义列强在近代上海兴办的一所证券交易所，是外商尤其是英美商人创办和控制、以买卖外国及外商在华所设各公司股票和各种债券的证券交易所。值得深思的是，这家侵害中国主权兴办起来的外商证券交易所，却是近代中国证券市场上出现最早、历时最久、涉及范围最广的证券交易所。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至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前的这段时期，上海租界出现了历史上独特的一段被称为“孤岛”的时期。这一时期由于多种因素的共同作用，这里成为投机家的一大乐园，也在上海众业公所几十年的历史上留下了最令人瞩目的一页。鉴于学术界过去对这段经济史实鲜有介绍，本文根据收集到的中外文资料拟对之进行分析，希望对过去该研究领域的空白状况稍作改变和填补，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毫无疑问，西商众业公所是列强在华享有特权的突出表现，也是列强在华获取特殊权益和中国成为半殖民地的标志之一。抗战爆发前，在其历经半个世纪的发展过程中，西商众业公所已成为外商企业在华吸收中国人资本和扩张权益的集中代表之一。西商众业公所经营的范围包括：中国，尤其是上海及远东各地的外商股票；南洋各地的橡胶公司股票；上海市政府以及公共租界法租界各行政机关所发行的公债；中国，尤其是上海及远东各地的外商公司债券；中国政府发行的金币公债。其中，最重要和交易活跃的主要是第一部分中国上海及远东各地的外商企业股票和第二部分南洋各地的橡胶公司股票，“其他不过聊备一格而已”。

　　1937年抗战爆发时，第一部分上市的企业有58家，包括普通和优先股以及用不同币种买卖的股票一共68种，债券11种。这些上市的股票和债券大致包括金融、保险、地产、船厂码头运输、公共事业、纺织和等七大行业。在实业股的58家企业中，属于英国国籍的44家，其次是美国的9家，法国的4家和日本的一家。而在橡胶企业的35家上市公司中，属于英国国籍的更占到了34家，英国资本势力的强大是十分突出的现象。在上述众多的上市外商企业中，一半以上的企业又被七大洋行系统所控制。这七大洋行系统分别是：沙逊系统（Sassoon ＆ Co.,）、会德丰系统（Wheelock ＆ Co. ,Ltd.）、怡和系统（Jardine Matheson ＆ Co., Ltd.）、谭史庞系统（Turner, Strurrock ＆ Brown）、麦边系统（George Mc Bain）、汇通系统（J. A. Wattie ＆ Co., Ltd.）和祥茂洋行系统（A. R. Burkill ＆ Sono. Ltd.）。

　　在这58家实业企业中，其额定资本总股数为5650余万股，其中上市资本股数为2850余万股，基本占总股数的一半左右。橡胶公司35家企业的额定资本总股数为5470余万股，其中上市发行的资本股数为2910余万股。也就是说，在上海众业公所挂牌的上市公司的总的状况是：额定资本总股数为11120余万股，其中上市发行的超过一半，达5760余万股。

　　众业公所上市的外商企业股票，是以7种不同的币种发行的，这些按不同币种发行的股票中，以银两建制的种类最多，达58种，总金额1亿零6百余万两；其次是以法币建制的股票，达25种，总金额1亿元左右；英镑建制的16种，680余万镑；港币建制的有汇丰银行和香上饭店2种，2900万港币；美元建制的有美商友邦人寿保险股票1种，法郎建制的有保太保险股票1种，荷兰盾建制的有兰格志橡胶股票1种。从股票的面额数目来看，种类同样很多。如以银两建制的股票看，既有100两一股的，也有10两和5两面额一股的。但大体实业类股票的面额要大过橡胶公司发行的股票面额，橡胶公司发行的股票面额最少的只有0.1两。

　　在外商股票的交易场所方面，众业公所无疑是最主要的中心集中场所。由于众业公所实行会员制，非会员不能参与买卖，因而在上海经营外商股票买卖者，外商中有合盛公司、新丰洋行、中庸洋行、安利洋行等多家，华商中也有华丰公司等多家。这些公司均有经纪人在众业公所直接代客买卖股票。早期众业公司成立时，经纪人名额规定为100人，其中外商为87人，华商为13人；但此后华商数量有所上升，到抗战爆发时，华商经纪人数量已上升到34人。华商经纪人席位增加的原因是由于外商经纪人因各种原因回国或离开时，其空缺的经纪人席位往往被华商以一个席位超过十万元以上的高价购买所致。此外，华商参与众业公所外商股票的买卖还有一种方式，就是规模小的华商银行或证券号等，本身在众业公所内并无经纪人位置时，其采用的变通营业方式为：一方面接受顾客的委托，另一方面则转请其他经纪人在众业公所内代顾客买卖，而自己从中分取部分佣金收入。由于有这些人的参与和活动，无形中扩大了众业公所的买卖规模，增加了众业公所的活跃程度。

　　从总体看，在上海租界成为“孤岛”的这四年左右的时期里，上海众业公所股票交易状况经历了不同的五个阶段，从交投清淡逐渐转变为热狂的投机，再到起伏不定却仍然维持上涨的时期。

　　1937年8月日本进攻上海后，众业公所和交易所一样一起停业。时隔四月，从1937年12月上旬众业公所复业至1938年3月止为第一阶段（从这一阶段开始直到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众业公所都是上海地区唯一复业的交易所）。“但以沪战方终，人心初定，更以外汇毫无变更”之故，“致形成外股交易清淡之局面”。

　　1938年3月起至1939年5月止，可以看成是众业公所“孤岛”时期演变的第二阶段。这一时期，由于上海租界的“孤岛化”，加上大量人口逃避战乱进入租界，与人口增加相伴加上其他原因出现的工商业畸形繁荣，已渐次对外商的各类股票有所影响。再加上1938年3月法币与外币的汇价出现了第一次下跌，从过去1元兑英镑一先令二便士半下落到八便士，这些因素的综合作用，使得此期众业公所的股票交易“实较第一期活跃”。

　　第三阶段为1939年6月到1940年5月上旬。这期间，众业公所的股票逐渐进入“投机狂热期”，“投机之狂热，匪可宣言”，“而价格之暴升，竟有超过票面数十倍者”。中国经济统计研究所发行的《经济统计月志》杂志，对这期间众业公所的成交额、指数及变化原因有所记载和报道。据其7月号的评论指出，“证券市场兴盛之原因，殆系（6月）7日起上海对外汇价跌落之关系，盖汇价跌落后，一般股票之市价与物价同趋高涨，故投机者均争相购进，争相购进，则成交额膨胀而市价愈为向上也。”

　　1939年6月到8月间，法币对外汇价再一次出现大幅度下落，从1月的每元八便士下落到6月的六点五便士，再到7月的四点一二五便士，到8月时只有三点二五便士。与法币通货膨胀倾向相伴出现的是抢购囤积货物，这种汇兑起落导致物价上涨的趋势必然反映到敏感的证券市场上来，从而导致股价的上涨。另外，1939年9月欧洲大战爆发，带来的深刻变化是以往因抗战爆发而逃避海外的资金，因香港、南洋等地加强外汇管理而出现回流，再加上上海此时是世界上少数几个保持资本自由流动的城市之一，这也导致华侨资本通过不同途径汇聚上海，使得上海一时成为游资集中之地。其间汇聚到上海的游资数量到底有多少呢？这里有几个不同的估计数字可供参考：《经济统计月志》7卷5期认为，“上海之游资，据最近新申社向银行界探悉，至少在三十万万元以上。”中国学者根据“最近各日报所载消息”，认为1940年12月时的上海游资数量“仍在二十万万元以上”。日本调查者则认为，抗战爆发时华人资金出逃的数字约有2亿美元，“其中约有一半即1亿美元自9月以降已渐次回流上海”，又认为，“无论这个数字正确与否，总有二十亿乃至四、五十亿的游资汇聚上海”，“这一点是十分明白的”。

　　不管回流的资金具体数目有多少，上海当时麇集了大大超过平时的巨量游资这一点是确定无疑的。如此之多的游资短期内汇聚上海，自然难以寻找到正当的出路，也因此使得汇兑、股票、公债、标金乃至棉纱等货物商品均成为投机对象。1939年11期的《经济统计月志》杂志评论道：“游资增多影响之一厥为证券市场买卖之兴盛。因近来外汇之上落已比较有限，一般资产阶级不从事商品之投机，即投资于证券，于是证券之交易极度兴隆。查以往（众业公所）公司股票每月最大成交额为1936年12月之4394千股，本月份数字则为4924千股；公司债券成交值较以往五个月数字为大，则为1785千元；证券市价指数1933年1月以后从未高出75.61，本月份则为76.28。各项数字蒸蒸日上之气象于此可见一斑。”

　　实际上，这还只是整个投机狂热的开始而已。1940年2月号《经济统计月志》在评论上海众业公所成交额和证券指数时说：“本志前此两期已一再提及本埠众业公所营业之盛况。今年一月四日该所开市以后，证券成交额更大量扩增，致全月成交总数已突破一千万股之大关。同时新丰洋行所编之证券市价指数复超出基期指数之上，蓬勃之气概，尤为前所未有。”证券成交额增加的情况为：一月份“证券成交数字为11993千股，较去年十二月份增4269千股，较去年一月份则增11376千股”，这种情况“为十年来未曾有之最高记录”。交易的狂热甚至导致8日上午众业公所因过于拥挤而“不得不临时停止营业十分钟”。在证券指数方面，该杂志指出一月份“除三数日而外，殆无日不在上升过程中。故全月最低点为四日之96.44，最高点为三十一日之115.26，在二十三个营业日数涨18.82点”，并惊呼这种情况“可谓骇人听闻矣”。但这种情况实际由此才仅仅是开始，“上海众业公所市况之日趋鼎盛已数月于兹，本月份之情形更见登峰造极……证券成交额自去年十月以来继续创立新记录，今已达五次之多矣”，“股票买风之狂热可谓未曾得有，往常购买股票者必须计及股利之厚薄与发行公司之有无发展希。